从剑桥为徐志摩立碑到杨逸获芥川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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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情,是中国文学的大事。说其是大事,是因为徐志摩是上世纪20年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其人多情,其诗浪漫,其情传奇,其运蹇窘。80多年前,他赴英伦剑桥游学,在英伦国王学院专修的却是政治经济课程。志摩对于政治和经济极其不感兴趣,但是剑桥的自然风景却激活了他的诗心——正如志摩所述:"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除了自然的熏陶,还有英伦诗人济慈和雪莱给其诗心中挹注了更多的诗的灵感。从此,志摩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其不朽的地位。
理性的英国人,古哲的国王学院并非诗的圣地。但是国王学院能给这位东方的诗人留下不朽的诗碑,也尽显国王学院关切本院校友的人文情怀。除此之外,志摩的诗能在国王学院的草地上不朽,也是中国文化远播世界的结果。20年前,有中国访问学者建议剑桥为志摩树立诗碑,剑桥不理。20年后,来剑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游客越来越多,剑桥才下了为志摩立碑的决心。
就此而言,志摩在剑桥的不朽,在英伦的名声,其实是现代中国文化远播全球的象征。中国因志摩而强化了诗之国度的文化氛围,志摩因中国而在80年后以诗心失魂再回康桥(剑桥)。这种跨越时空的传奇,本身就是一首浪漫的诗,是现代中国融入世界的诗。
如果说志摩因诗在英伦而不朽,杨逸则是在东瀛声名大振。"芥川奖"是为了纪念《罗生门》的作者、日本近代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立的奖项,是日本文学界最权威的大奖。杨逸22岁来日,是以非母语获此大奖的第一人。虽然,旅日韩人李会成(1972年)、李阳智(1989年)、柳美莉(1997年)和玄月(2004年)也曾获此大奖,"但对他们来说,日语与母语相差无几。"(7月17日《朝鲜日报》语)杨逸获奖的意义在于,中国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世界文学的承认。当中国文坛陷入低潮时,当中国作家为诺贝尔文学奖绞尽脑汁时,在中国文坛被"垃圾论"、代际争吵所迷漫时,走出去的中国作家正以文化多元的视角取得了让国内文坛羞赧的成绩。
这意味着中国文坛不缺天才,中国作家也具世界级作家的视野和格局,更说明中国文学具有影响世界的感召力。但另一方面,若中国文坛停留于酱缸文化的内讧式污染,停留在浮华式写作的状态,中国文坛作茧自缚的隔膜就难以打破,现实的文坛氛围依然是八卦连天。作家,将成为一个廉价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公共娱乐词汇。
志摩的诗心虽然发乎于剑桥,但是文坛成名却是在国内。杨逸获得大奖虽然是在日本,但其母语文化却是在国内积淀。作家成名,写出不朽的文学名著并不在于作家身体是在海外还是国内,关键还是要看作家的心是否在文学创作上。文心能够雕龙,诗心成就不朽,志摩和杨逸为中国当代作家标树了可供宝鉴的两个典范。作家们都是形象思维的高手,用心感悟志摩和杨逸的诗文创作之路,实现身心和笔的同步共鸣,汩汩而出的文字才有意义。(文/张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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