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邮报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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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讲,他们的生活正是重新觉醒的中国所彰显的希望、自我完善和独创性的典苑中国正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工业国。
我是在今年6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研时认识这家人的。我当时来到一家臭味扑鼻的制鞋厂。那家工厂位于重庆市郊一个刚刚建成的贫民区里。我在那里挖掘到了令人鼓舞的都市成功故事。
从恨大程度上讲,孙家就是这种成功的范例。与8000万中国民众一样,他们每年都要离开村子去城市找工作——这样做能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卫生。营养状况。孙家的月收人平均大约300美元,他们的营生就是制鞋,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工作六天。
虽然他们的收入在中国工厂里只属于中等水平,但这已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在农村,他们的惟一收人来源就是种稻子。他们每年只能吃上一次肉。 孙家每年能省下大约300美元。与大多数农民或曾当过农民的人一样,他们几乎不买任何产品或服务。孙家每月要为租住的那间不足15平方米的屋子花15美元(他们与另外40名工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每月至少要往位于200公里外的四川老家寄75美元——即收人的1/4。
这是因为:与大多数工厂工人一样,孙家并未真正迁入城市。他们的父母和13岁的女儿都住在农村。大女儿只能在每年春节时见父母一面。
两地生活的原因显而易见:孙家拿不出钱送小女儿去托儿所(托儿所每月的花费是45美元),他们也没钱送大女儿上城里的中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不免学费)。
在中国上学大都不免费。医保也完全是私人性质的。该国大多数民众享受不到国家养老金或任何形式的福利和失业保险。因此,农民只能靠攒钱以应不时之需。他们勉强维持生计,从不进行消费。
孙家两年后来到新兴工业城市深圳,他们的收人也翻了一番。但一批批工人开始撤离深圳、广州和上海等沿海新兴城市。今年2月,有200万深圳打工人员回家过完春节后并未返城。他们去了重庆等地。那里的工资虽低,但他们有希望在那里安家后搬出宿舍。虽然他们搬进的新家是又脏又臭的贫民窟,但那至少是他们自己的家。
北京学者秦晖今年在一份报告中主张,深圳等城市应修建贫民区,让部分睡宿舍的工人有机会进行自己的生活,并购买一小块产业。
他写道:"不给外来务工人员提供(通过住房获得的)自由权或福利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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