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澳报 对台工作应进一步发挥政治智慧
现在，中央把拥有丰富对外谈判斗争经验王毅安排在对台工作线领军位置，而王毅又十分重视对台战略研究，相信今后的对台工作，就更能掌握主动。当然，如能适当地调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分工合作关系，其中"中台办"专门承担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的责任，其主要职责和职能就像罗青长、杨荫东、杨思德等人担任其主任时期那样，专门进行对台政策和策略的研究和制订，从而把那些纷繁琐碎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以至九洲图书出版社、海峡旅行社、台湾事务法律咨询中心等事业单位，都归由"国台办"负责，使到"中台办"可以从那些两岸经贸、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事务工作的汪洋大海中跳脱出来，专门去了解掌握国内外涉台事务的重要信息，调查研究对台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研拟对台政策、策略及提出开展对台工作的意见。这对于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提高行政效率，都有好处。而且，也与台湾地区目前的"党政分开"状况相适应，避免对岸诸如甚么"第几轨道"之争的尴尬。
王毅还指出，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上面临许多亟待研究的新课题。例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是甚么、架框如何建立、重点是什么、难题有哪些？两岸双方应该各自或共同采取那些措施？如何循序渐进、卓有成效地推进两岸协商进程？如何把握两岸互动中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部环境等各种要素的复杂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风险？如何妥善化解和应对？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理论、政策和实务操作等方面，深入思考、积极探索，以凝聚扩大两岸同胞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
为此，笔者认为，王毅在这里提出的几个"如何"、"什么"、"哪些"，都是在台海上空"雨过天晴"后，两岸关系向前和平发展将会遇到的新特点、新问题，需要涉台机构和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予以妥善解决。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是属于战略高度的层次，必须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前进行研究，以力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临急性研究，争取牢牢掌握主动权。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毅的这两次对"海研中心"及其所主办的研讨会的谈话内容，都紧紧围绕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相关论述。
由此可见，在"雨过天晴"的两岸关系新形势下，大陆方面的涉台工作的定位及主要任务，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然，这与胡锦涛"当家"后就对台工作先后发表的几个"四点指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对大陆的涉台研究机构及台湾问题研究专家们，提出了新的而且是更高层次的任务。而且也是鼓励他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要萌生"船到码头车到站"之意。王毅有关"新课题"的讲话内容，就如"及时雨"般，向他们敲响了警钟：按照胡锦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今后两岸关系发展必将会面临许多亟待研究的新课题，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千万不要泄气松劲。这更给国台办研究局、"海研中心"、全国台研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及各大专院校、各地的台湾研究院、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研究应急性、前沿性、动态性的问题，更要跳脱杂务，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
其实，王毅在这一系列谈话中，还有一个重点，是必须紧紧掌握的，那就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两岸双方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向未来。两岸关系在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难免遇到的新问题。如何做到积极抓住和切实用好机遇，冷静务实地对待和化解分歧，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两岸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同样道理，在进行对台研究中，也应充分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难免遇到的新问题。这与上面所说的不但要研究应急性、前沿性、动态性的问题，更要跳脱杂务，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无论是在原理上还是在具体操作上，都是相通的。
这是因为，对台工作从来就是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大陆过去的对台工作指导方针，也显然是建基于"政治门争"这个"纲"之上。无论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的时期，是如此；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江泽民提出"江八条"之时，也是如此。其中，毛泽东指挥"八?二三炮战"过程中的"打政治仗"手法，简直是出神入化，驾驭自如，炉火纯青。即使是在人员配置方面，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于"政治工作"的基调上进行。"文革"前不必说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委派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现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文革"后，邓小平起用的对台工作负责人先后是杨荫东、杨斯德、丁关根、王兆国等人。其中杨斯德长期在军队（三野系统）中任"敌工部长"，"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就是他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之命，深入虎穴，向表面上是"徐州剿总副司令"、实质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张克侠、何基沣转达"起义"命令，并现场指导了战场起义，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因此，既然台工作是一门政治工作，就应配备政治人才，在注重经贸交流，以商促统的同时，加强政治战略研究。否则，即使是尽心尽力地工作，甚至是废寝忘餐，但由于受其专业领域才能及经验所局限，也可能会"专业不对口"，力不从心，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中央将对台工作的主轴定调为两岸经贸交流，以商促通，以商促统，是对头的。实际上这二十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在"反独促统"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与此同时，也不应把对台工作停留在两岸经贸交流，更不能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方面，而淹没了对台工作应当摆在第一位阶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长远的政治战略、策略研究，对台湾政情变化及早作出预警并提出预防及因应方案的重要工作。
现在，中央把拥有丰富对外谈判斗争经验王毅安排在对台工作线领军位置，而王毅又十分重视对台战略研究，相信今后的对台工作，就更能掌握主动。当然，如能适当地调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分工合作关系，其中"中台办"专门承担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的责任，其主要职责和职能就像罗青长、杨荫东、杨思德等人担任其主任时期那样，专门进行对台政策和策略的研究和制订，从而把那些纷繁琐碎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以至九洲图书出版社、海峡旅行社、台湾事务法律咨询中心等事业单位，都归由"国台办"负责，使到"中台办"可以从那些两岸经贸、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事务工作的汪洋大海中跳脱出来，专门去了解掌握国内外涉台事务的重要信息，调查研究对台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研拟对台政策、策略及提出开展对台工作的意见。这对于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提高行政效率，都有好处。而且，也与台湾地区目前的"党政分开"状况相适应，避免对岸诸如甚么"第几轨道"之争的尴尬。（文/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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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8-7-23 通过 星岛时评 作者：www.stnn.cc
日前，笔者以《王毅将率军提升对台研究工作战略思维》为题，述评了新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王毅履任后的两次公开谈话，都谈到了进行对台战略研究的重要性，必须切实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既要开展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又要加强前沿性、动态性问题的研究，了解台湾社情民意的实际状况，把握台海局势发展的趋势，探索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作出贡献。王毅还指出，今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上面临许多亟待研究的新课题。例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是甚么、架框如何建立、重点是什么、难题有哪些？两岸双方应该各自或共同采取那些措施？如何循序渐进、卓有成效地推进两岸协商进程？如何把握两岸互动中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外部环境等各种要素的复杂关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风险？如何妥善化解和应对？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理论、政策和实务操作等方面，深入思考、积极探索，以凝聚扩大两岸同胞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
为此，笔者认为，王毅在这里提出的几个"如何"、"什么"、"哪些"，都是在台海上空"雨过天晴"后，两岸关系向前和平发展将会遇到的新特点、新问题，需要涉台机构和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予以妥善解决。而且，其中有些问题是属于战略高度的层次，必须以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前进行研究，以力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临急性研究，争取牢牢掌握主动权。而值得注意的是，王毅的这两次对"海研中心"及其所主办的研讨会的谈话内容，都紧紧围绕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相关论述。
由此可见，在"雨过天晴"的两岸关系新形势下，大陆方面的涉台工作的定位及主要任务，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当然，这与胡锦涛"当家"后就对台工作先后发表的几个"四点指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就对大陆的涉台研究机构及台湾问题研究专家们，提出了新的而且是更高层次的任务。而且也是鼓励他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要萌生"船到码头车到站"之意。王毅有关"新课题"的讲话内容，就如"及时雨"般，向他们敲响了警钟：按照胡锦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张，今后两岸关系发展必将会面临许多亟待研究的新课题，需要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千万不要泄气松劲。这更给国台办研究局、"海研中心"、全国台研会、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及各大专院校、各地的台湾研究院、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研究应急性、前沿性、动态性的问题，更要跳脱杂务，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
其实，王毅在这一系列谈话中，还有一个重点，是必须紧紧掌握的，那就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需要两岸双方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向未来。两岸关系在面临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难免遇到的新问题。如何做到积极抓住和切实用好机遇，冷静务实地对待和化解分歧，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是两岸双方共同面临的课题。同样道理，在进行对台研究中，也应充分发挥政治智慧，积极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今后难免遇到的新问题。这与上面所说的不但要研究应急性、前沿性、动态性的问题，更要跳脱杂务，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无论是在原理上还是在具体操作上，都是相通的。
这是因为，对台工作从来就是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大陆过去的对台工作指导方针，也显然是建基于"政治门争"这个"纲"之上。无论是五十年代初提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的时期，是如此；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江泽民提出"江八条"之时，也是如此。其中，毛泽东指挥"八?二三炮战"过程中的"打政治仗"手法，简直是出神入化，驾驭自如，炉火纯青。即使是在人员配置方面，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也基本上是在立足于"政治工作"的基调上进行。"文革"前不必说了，就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委派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现国家安全部）部长的罗青长主管对台工作；"文革"后，邓小平起用的对台工作负责人先后是杨荫东、杨斯德、丁关根、王兆国等人。其中杨斯德长期在军队（三野系统）中任"敌工部长"，"淮海战役"的第一仗，就是他奉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之命，深入虎穴，向表面上是"徐州剿总副司令"、实质上却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张克侠、何基沣转达"起义"命令，并现场指导了战场起义，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因此，既然台工作是一门政治工作，就应配备政治人才，在注重经贸交流，以商促统的同时，加强政治战略研究。否则，即使是尽心尽力地工作，甚至是废寝忘餐，但由于受其专业领域才能及经验所局限，也可能会"专业不对口"，力不从心，事倍功半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中央将对台工作的主轴定调为两岸经贸交流，以商促通，以商促统，是对头的。实际上这二十年来两岸经贸交流在"反独促统"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但与此同时，也不应把对台工作停留在两岸经贸交流，更不能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方面，而淹没了对台工作应当摆在第一位阶的政治斗争，尤其是长远的政治战略、策略研究，对台湾政情变化及早作出预警并提出预防及因应方案的重要工作。
现在，中央把拥有丰富对外谈判斗争经验王毅安排在对台工作线领军位置，而王毅又十分重视对台战略研究，相信今后的对台工作，就更能掌握主动。当然，如能适当地调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分工合作关系，其中"中台办"专门承担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的责任，其主要职责和职能就像罗青长、杨荫东、杨思德等人担任其主任时期那样，专门进行对台政策和策略的研究和制订，从而把那些纷繁琐碎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以至九洲图书出版社、海峡旅行社、台湾事务法律咨询中心等事业单位，都归由"国台办"负责，使到"中台办"可以从那些两岸经贸、教育、文化等方面交流事务工作的汪洋大海中跳脱出来，专门去了解掌握国内外涉台事务的重要信息，调查研究对台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研拟对台政策、策略及提出开展对台工作的意见。这对于提高理论水平和战略思维，提高行政效率，都有好处。而且，也与台湾地区目前的"党政分开"状况相适应，避免对岸诸如甚么"第几轨道"之争的尴尬。（文/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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